可见孔子所谓读书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

陈先生指出善本《甘泉先生文集》的发现对于研究湛甘泉生平思想有重要价值（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67页。晚近，阳明学佚文的辑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少研究者有自觉的意识去搜集、对勘、整理阳明的语录和文献。

另外，《稽山承语》中还有一条有关四句教的语录，可以用来研究阳明晚年的四句教。另外，《遗言录》中还有关于理气与动静的很多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另外，他还带领学生从《明儒学案》及阳明后学文集中辑出了大量阳明语录，推动了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另外，在该文中，陈先生还援用了他关于儒学中的神秘体验的理论对颜山农的证道体验进行了说明，指出颜山农的神秘体验目的是为了开发心之用，而非悟心之体，颜山农更强调由神秘经验入手，‘执体以应用，而不是停止于‘归寂以通感的心理境界的满足。）针对陆陇其，陈先生说：陆陇其强调实行实学，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太极玄想，要求使学问向人的道德实践方面发展，表现出他与早期朱学的差别，可以说他是属于清初理学内部的实践派。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14页。（《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72页。四时、晦明、生杀、柔刚的运动和变化等，都是天地间永恒不变的规律，君主遵循自然规律布政授时，刚柔并济地交替使用庆赏和刑罚两种治世之术，使刑和德相互依养并适时转换，便可如天地养育万物、万物生生不息那样富国强兵，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

《命训》篇以天命为核心，提出了大命小命之说。而人类也在阴阳的交汇、四时的轮转中获得养育，年年有收成、岁岁添新丁。《心是谓中》认为人可以主动争取自身命运的某种改变，但取命在人要以断命在天为前提。在法家学说内部，商鞅不言天命、天道，他以人性为依据制定刑赏政策，驱民于农战。

不过，最初那个至上神的主观意志逐渐演变为一种可以感知、可以体悟、可以效法的，具有客观性的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成为人类制定自身政治制度的终极依据。在战国时期，已经完成了这一从神本到人本的过渡。

在最高主宰者后帝建立的庞大宇宙中有着复杂的神明系统，众神祇不仅掌控六合之内的时节物候、山川物产，甚至还具体地控制着人体的骨骼器官。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以祥和义等理念为治国理政的关键。而这，正是先秦天道观中人文理性的觉醒。孟子的天道观循着这一路径继续发展。

由《经法》等四篇黄老帛书组成的《黄帝四经》在不同的篇章里、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说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的思想，要求君主治国理政必须以中正的态度和虚静的心灵恪守天道。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需要对之前所认识的战国天道观有所反思。 殷人宗天，举凡战争、收成、疾病等，事无巨细，都要卜问和祈求天上的帝。秋冬用刑罚训诫百姓，使其服从号令。

春秋时期，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巨大的政治动荡引发了思想变革，天的神圣性遭到上至君主、下到民众的质疑。即使是强调天人之分的出土文献，如郭店简《穷达以时》，其尽人事之论也是承认天命的，即人力所不能及的自然力量的存在，并要求人们知天命、听天命。

黄老学说是战国时期风行于世的政治思潮。但由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竹简中的文字表述可见，鬼神观念在这一时期依然存在。

《成之闻之》说，小人乱天常、逆大道，而君子则是治人伦以顺天德。在出土战国文献中，天道决定人事的思想并非帛书《黄帝四经》所独有。其追问的对象也包括鬼。殷鉴之下，以小邦胜大邑成为天下共主的西周王朝以德配天，将敬德的人事努力，作为对殷商天道观的补充和修正。昼、夜、春、夏、秋、冬六者恒定的运行规律既是天道，也是行事的规范。大命即天命，小命为个人命运。

儒家学说在孔子时期就是讲天命的。太一和恒先类似于老子的道，其作用也与道相似，即以宇宙的生成为根据，推出人世的政治原则：人道须遵循天道这一自然律。

具体而言，就是效法四时由春夏之生到秋冬之杀的时序施政养民，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在春夏布德施赏，辅助万民生产。与《命训》的大命小命相近的是《心是谓中》中的天命身命这一对概念。

在这种关于鬼神的深入思考中，也生发出些许对鬼以及侍鬼之意义的困惑和怀疑。此外，清华简《汤在啻门》中，商汤与伊尹在对话中讨论了成人之道、成邦之道、成地之道和成天之道，四者实为天人之道。

天道恒久，覆载万物，所以圣人治国并没有什么心机巧慧，需要遵循的，是天道所展现出来的自然规律。在殷人的心目中，上帝以自身的意志，主宰着自然界的风雨以及人世间的一切祸福吉凶。不过，与殷人对鬼神毋庸置疑的虔诚信奉相比，战国时期有鬼论思想的内部也产生了异路与分途。阳气炽盛时阴气便开始萌动、积聚，形成秋冬的收获与肃杀，并在肃杀中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生命的孕育。

《经法》《十六经》《称》《道原》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四篇古佚书，学界习称其为《黄帝四经》。义指效法天道治理民众，这显然也是由天及人的思想。

（作者：徐莹，系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来源：光明日报 进入专题： 战国 天道观 。战国是一个变法图强的时代，商鞅等人的法家学说在现实政治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道家学说中，作为最高本体的道，成为人事取法的对象。郭店简《太一生水》《成之闻之》、上博简《恒先》、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以及新近公布的《五纪》等，都秉持这样一种天人关系论。

《成之闻之》说，小人乱天常、逆大道，而君子则是治人伦以顺天德。在战国时期，已经完成了这一从神本到人本的过渡。而人类也在阴阳的交汇、四时的轮转中获得养育，年年有收成、岁岁添新丁。（作者：徐莹，系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来源：光明日报 进入专题： 战国 天道观 。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以祥和义等理念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但被司马迁归本于黄老的韩非之学则对道多有阐发，认为道是万物之始、是是非之纪。

黄老学说是战国时期风行于世的政治思潮。 殷人宗天，举凡战争、收成、疾病等，事无巨细，都要卜问和祈求天上的帝。

《命训》篇以天命为核心，提出了大命小命之说。传统观点认为，以郑国子产的名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为代表，春秋时期涌现出人事独立于天道之外的新思潮。